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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金融本质，第二点就是金融交易有两方，这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契约被买卖的时候既有买方也有卖方，这点也非常重要。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参考由13种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作为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主要用来综合计算一国货币对一篮子外国货币加权平均汇率的变动，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一国货币的价值变化。一直以来，市场上综合性较强的主体也在外汇交易中考虑了一篮子货币的因素，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等机构都构建了自己的货币篮子，从而在外汇交易中较多地参考了一篮子货币，但仍有不少机构为简化起见以参考美元为主。

不应只盯美元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强调，我国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招商银行同业金融总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以往市场更多关注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与否，CFETS指数则可以观察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动。因此，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上述两种货币的中间地带是最为有利的选择。汇率灵活浮动 在CFETS指数发布的同时，该指数参考的13种篮子货币及其权重也对外发布。需要指出的是，汇率指数参考一篮子货币，仍需要将供求关系作为重要依据，进行必要管理，从而形成灵活浮动的汇率。

中信银行总行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刘维明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十分广泛，这就使得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需要兼顾全局。刘维明分析，长期而言，欧元和日元对美元汇率整体的正相关性较强，加上英镑、瑞士法郎、澳元、韩元、新加坡元、加元等，粗略估计，美元汇率的反向货币篮子的综合权重应至少高于55%。经过此轮调整，美元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欧元、日元和英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国际化。

分化市场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进行反市场预期干预，通过持久地反向操作，向市场展示政府的决心，达到改变市场预期的目的。由于产品标准化程度高和交易便利，金融市场投资交易的活跃程度往往远高于以真实需求为基础的交易市场。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难题，是如何在真实需求和投资需求（特别是投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过紧有可能窒息市场，过松可能导致泡沫。投资交易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规避现货交易市场的风险。

今年人民币加入SDR并成为G3货币是大势所趋，也是全球政治再平衡的结果。中国总量经济指标具备了明显的优势，关键在于市场的开放程度，包括尊重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和资本双向流动。

以欧元为例，其SDR权重从2005年的34%提高到了2010年的37.4%，但却于2015年下降到了30.93%。增强汇率自主性 人民币入篮对其汇率形成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增强汇率的自主性，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开始。一个最简单的做法是，顺应市场预期，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可以达到分化市场预期的目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需要在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前提下，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年波动幅度至5%-10%的范围。

因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加入SDR实质上变相提高了美元在篮子里的权重。这有周期性的因素，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外部变量的干扰。很多新兴市场的货币或多或少地盯住人民币，人民币大幅走弱很可能激发竞争性贬值，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如果人民币是一系列货币的合成品，投资者可以通过交易一个货币组合来替代直接交易人民币，达到相同的目的。

在错过亚投行之后，美国需要通过接纳人民币入篮达成三个目标。提高对汇率波动的容忍程度，使其成为一个由市场供求主导的可预测的货币，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必经之路，而这将意味着一系列的政策变革。

改革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特别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契机，实现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的转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据此，监管者需要容忍一定的资本流出，给市场以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不包括人民币，欧元在原四大货币中的权重下降到了34.7%，同时美元的权重从2010年的41.9%跳升至46.9%。政府干预扭曲供求关系和市场预期，短期内似乎可以打击投机行为，长期则使厌恶风险的投资者离场，反而助长了投机的成分。经过此轮调整，美元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欧元、日元和英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国际化。在目前条件下，通过反周期干预和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尽快摆脱低质量的经济放慢，在经济放慢的同时通过结构性改革措施改善质量，是实现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的最佳途径。象征意义是，短期之内入篮难以大幅改变各国央行和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实质上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一个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决定于本币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以及本币市场的开放程度。

容忍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双向波动，离不开资本的双向流动。今年8月11日汇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弹性，但在美联储加息和国内经济疲弱的大环境下，增加弹性无疑加大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

从市场的角度看，人民币的升贬无所谓好与坏，只要汇率循市场原则波动，投资者就可以有所应对，甚至变不利为有利。投资交易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规避现货交易市场的风险。

分化市场预期 几年前，几乎找不到看空人民币的分析师，而现在很难找到看多人民币的投资者。今年人民币加入SDR并成为G3货币是大势所趋，也是全球政治再平衡的结果。

在入篮之前，投资者的主流看法（consensus call）是不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因为人民币不是公认的国际货币，持有人民币需要有挑战主流看法的勇气。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双向流动或趋于平衡。由于产品标准化程度高和交易便利，金融市场投资交易的活跃程度往往远高于以真实需求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入篮之后，局面出现了反转，持有人民币或其资产有可能逐渐成为主流看法，而不持有人民币则需要承担举证反对的责任。

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难题，是如何在真实需求和投资需求（特别是投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过紧有可能窒息市场，过松可能导致泡沫。一个最简单的做法是，顺应市场预期，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可以达到分化市场预期的目的。

相比之下，交易量是一个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代表性指标，其规模远大于其他两个指标。困难的是，资本双向流动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很难做到双向平衡，通常的情形是，一段时间里资本净流出，在另外一段时间里资本净流入。

以欧元为例，其SDR权重从2005年的34%提高到了2010年的37.4%，但却于2015年下降到了30.93%。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大国，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实现新的均衡并不现实也不可取。

容忍汇率波动 衡量一个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有多个，最主要的是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占比、储备货币占比和外汇资产组合权重等。一般而言，监管者对有真实需求背景的交易相对宽容，而对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交易则较为排斥。如果将人民币排除在篮子之外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或在自由使用方面没有达标，中国政府很可能以此为契机大幅提升汇率弹性，结果可能是短期内人民币与美元快速脱钩和贬值，这不是美国和IMF愿意看到的。进入专题： SDR 人民币国际化 。

如果今年人民币不能成为SDR的一份子，不能完全排除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另起炉灶的可能性。结果是，人民币汇率围绕着一篮子货币或贬值或升值。

IMF需要人民币以强化特别提款权篮子的代表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在未来得以提高，并不在于其与一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而需要加入中国因素。

这个中国因素与中国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并体现一系列政策组合所决定的经济基本面趋势。尽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